回首难忘来时路 ——石家庄市原地区侨联主席李松荣

李松荣，男，1932年2月10出生在泰国曼谷。1950年7月回国，9月进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。1951年1月参军，曾任空军雷达团司令部保密员、测绘员、参谋等。1962年，转业至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元氏县棉油加工厂工作，1974年，调入石家庄地区体委任羽毛球教练员，1984年，调入石家庄地区外旅侨办公室工作，1990年，任石家庄地区侨联主席，1992年退休。1956、1958年分别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一

我祖籍广东揭阳，现在的揭西县，我从来没有回去过。父母很早就去泰国了，我是第二代华侨。我们家刚到泰国的时候，在曼谷住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迁到了泰国那空旺府北榄坡县，在那里经营一间小杂货铺。我家里人口众多，父亲有5个兄弟，他排行最小。我有7个兄弟姐妹，但是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姐在北榄坡的一次洪水中，被淹死了，还有一个妹妹得了肺病死了。

听母亲说，我是1932年在曼谷出生的。我7岁开始在北榄坡当地的泰文学校上学，上到高中二年级。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，泰国的华侨学校才得以恢复。我就转入到北榄坡中华小学学习中文。小学毕业后，到曼谷中华中学上初中，中华中学是泰国比较有名的华侨中学。当时我住在堂哥李文博家里；当时在曼谷还有另一个叫李文达的堂哥，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，在中华中学教英文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就回国了。    

 那时，中华中学师生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，有位教历史的曹老师，思想进步，经常给我们讲共产主义的理想，还有许多老师有着进步思想。有一次，世界青年组织访问团来我校做形势报告，介绍中国青年反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情况，大大激发了侨生的爱国热情，对我的思想有很大触动，虽然我在泰国，但毕竟我也是中国人。我从初一上到初二上学期，学校就被泰国政府关闭了，可能是中华中学思想进步的原因。学校关闭后，大部分同学参加了地下补习班继续学习中文，我和另一个同学通过一个老师的帮助，转入曼谷一个泰文中学学习，直到高中毕业。我毕业时，中国刚好解放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海外华侨群情激动。侨生纷纷回国念书，形成了一股爱国浪潮。我也是回国参加祖建设。因为泰国当局实行反华政策，封闭华侨学校，不让华侨子女学习中文、经商。在生活以及各方面都受到管制。我是在泰国出生的，按泰国法律规定，我是泰国籍，是泰国人，年满18岁必须服兵役，但我始终认为我是中国人，应该回到祖国去学习，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报效祖国。我把回国的想法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坚持不同意，因为我当时学习很优秀，他希望我留在泰国上大学当医生，有个好的前途。可是我的心已经飞回祖国，回国之意已决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回到中国。于是我找哥哥商量，哥哥表示坚决支持我，并反复做说服父亲的工作。另一方面我积极做着准备，为了筹集路费，我把手表、自行车卖掉了。在哥哥的努力下，父亲最终同意我回国。

原来我想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回国手续，就到泰国外交部申请赴香港做生意的护照，外交部官员询问我一些情况后，可能对我的回答产生了质疑，就叫我回去等着，这一等就没有了消息。无奈之下，我哥哥就帮我找到当时曼谷一家中文报纸（叫《全民报》）的总编辑蔡志宏。在蔡志宏的帮助下，找到了一艘挪威的货船，船上有个姓郑的买办，是个中国人，他称可以带我上船，把我藏在货舱里送回国。同时和我一起上船的还有4个人，都是后来到船上才相互认识的。郑买办先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船上，然后让我们等着信号，待他一发信号，我们就偷偷溜进船舱。当时泰国海关规定，外国货船到达泰国，要离港时，海关人员要核对船员人数，为防止偷渡。所以我们这艘船开之前也要例行检查，船上的船员都是中国人，检查官员让船员在右边排成一行，进行逐个检查。郑买办让我们5个人穿着船员的服装，冒充船员混在船员队伍中。被检查过的船员就从船的左边回到船尾，郑买办利用海关人员不注意时，立刻给我们使了一个眼色，我们就迅速跑到左边已检查过的船员中跟着回到船尾去，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海关的检查。

二

1950年7月21日，我们的船停在一个岛屿边，在那里装大米，然后运送到香港。郑买办在船上腾出来几个铺位给我们睡，但是我们上厕所还是得到甲板上。有一次，我去上厕所，船长在驾驶室里看见我，就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，好像觉得我这船员很面生，从来没见过，我当时感到很害怕，心想，如果被抓住怎么办？把我们送回泰国怎么办？我们没办护照，越境是犯法的，会给自己的家造成很大麻烦的。当时越想越害怕。还好，我上完厕所往回走时，船长没再关注我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想来也许船长知道这是郑买办在挣外快，这段冒险的经历，回想起来还真感到很后怕。我们在大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，7月28日我们的船到了香港，船还没靠岸时，那个买办说：“你们5个先到船舱里躲一躲，等过了香港海关的检查后，我就叫你们出来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除了我叫你们出来，其他人叫你们，千万不要答应，以免上当。”最终，香港海关没有到船舱里来查。随后，郑买办弄了条小船送我们上岸。因为我有一个堂姐在香港，我事先已经跟她联系好了，她就到码头来接我，在她家住了一个星期之后，我准备前往广州。经过深圳的时候，堂姐托一个正好要回大陆的朋友照顾我，这位大陆朋友带了一架照相机回国，当时照相机属于查禁物品，是禁止携带入境的，但是华侨可以带进关，所以他就叫我帮忙带过了罗湖海关。

8月3日，我们到了广州，在广州待了4天后，我坐火车上北京，到武汉时天下大雨，列车在武汉停了好几天，8月13日才到达北京。我要去北京是因为堂哥李文达回国后，就在北京的外交部工作，他曾给我写信，叫我回国去找他。到北京后，在堂兄的帮助下，参加了汇文中学入学考试，当时对侨生比较照顾，所以我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。9月份开始，就正常上课了。我回国时带的钱不多，因为父亲不愿意我回国，所以不给我钱，到北京后不久，钱就基本花得差不多了，父亲也不给我寄钱，当时生活很困难，但我仍然坚持学习。不久抗美援朝就开始了。11月，党和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参军，因为军队需要技术兵种，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学生。一些接兵的部队干部在我们学校接受报名。汇文中学有三十多个侨生，除一人外，全都报名参军。

对于我们侨生，当时的政审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，我们可以和贫下中农子女一样参军。一开始，我们被集中起来培训，培训几个月后，到1951年1月10日，就算正式入伍了。1950年11月，经过专业培训之后我被分配到空军情报处地勤科工作，实际上就是做地对空监视工作。我在部队里先后从事多项工作，从地勤科工作人员到测绘员再到通讯科有线电参谋。后来等地勤科有了雷达后，就改成了雷达团。由于雷达团归属空军系统，随着空军转场转移，我也跟着部队去了河北省故城县。

当测绘员时，我带领着一个三人测绘小组，主要工作是为建设一个雷达站先去那里做地质地形考察、测绘。那时长途汽车少，大部分时候是靠步行，一天步行60至70里地是经常的事，爬山涉水搞测绘，条件相当艰苦。因为长年实践，我积累了一定的测绘经验，帮助部队学校的教员画示意图，使他们在讲解柴油机的机械原理时，学员能有较为直观的印象。为此，1956年，部队首长给我记三等功一次，评语就是：服从领导，工作积极，任劳任怨，成绩突出。同年在北京军区工兵干部训练队学习时，因学习成绩优秀，被评为“先进学习者”，并得到了奖励。不久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9年，人民解放军举办全军运动会，我会打羽毛球，经过逐级选拔，被选为空军羽毛球队员参加全军比赛，并获得单打第三名和混双第四名，被评为一级运动员，同时入选解放军“八一”羽毛球队，并任队长。因工作积极，训练刻苦，成绩优良，再次荣立了三等功。后来，我经过羽毛球裁判工作的学习和实践，多次执法全国、省、市级羽毛球比赛裁判工作。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考试，荣获“国家级羽毛球裁判员”证书。

我在部队工作12年后，由于身体原因，1962年经部队领导批准，转业到地方工作，被分配到河北省元氏县棉油加工厂。那是一个小厂，工人大概只有100人左右，厂里主要生产棉花和棉籽油。我在这个厂做了厂办秘书。主要工作是做一些如刻蜡版、油印《农业战报》等具体工作。

不久，“文革”爆发了，由于我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。造反派写大字报说我是归侨，有海外关系，是派进来的特务，要求政府逮捕我，还好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比较公正，他看见群众反映我问题的材料后，就派人去调查，到北京找到我堂兄李文达进行调查，发现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这个启示凤有同意批判我。

三

1974年，石家庄地区体委为了给上级体委培养和输送后备人才，借调我去当羽毛球教练。1978年，我的关系正式调到石家庄地区体委。

1984年，地区侨联把我从体委调到地区行署外旅侨办公室，任命为副主任，分管侨联工作。1990年，侨联从侨办中分离出来，我担任了当时的侨联主席。在地区侨联几年里，我做的主要工作是：一是协同侨办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，使全区归侨侨眷、港澳同胞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的246户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。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了我区定居的33户143名朝鲜、蒙古归侨的安置任务。二是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重点，充分利用自身海外关系的独特优势，请进来，走出去，积极开展了海外工作，地区侨联派出两个经济联络组赴香港开展联络工作，取得较好的成绩组织本区归侨侨眷赴深圳会亲洽谈，积极牵线搭侨为城市引进2000多万元美国高强度石样水泥管全套生产设备，并投产使用，年利润达1025万，项目成为北方侨资之首；组织开展《国际小商品展览》，拓宽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路子；通过书信，利用国内会亲、出国探亲的机会，积极向海外亲人介绍祖国的经济形势、投资环境，宣传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，为石家庄地区引进工作和出口贸易积极穿针引线，在争取侨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三是依靠法律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。认真对待来信来访，及时反映情况，做到件件有答复，有落实。四是加强归侨侨眷思想政治工作，积极开展海内外联谊活动，广交朋友，增进友谊。

1990年6月，我当选石家庄市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第四届专职主席。积极开展工作，为适应侨联新时期工作任务的需要，在地委统战部支持和帮助下，根据党的十三大关于理顺党政群关系的精神，向地委行署提出了理顺本区各级侨联与党政群关系的建议。经地委批准，地区侨联与外旅侨办分开，单设机构，编制3人，定为县级单位，归地委领导，日常工作由地委统战部指导。侨代会后，把基层侨联组织建设作为重点工作，由编委统战部联合下文，明确了17个县市配备一至二名专职干部，从而加快侨联组织建设的进程，侨代会后仅半年时间，全区县市侨联组织由3个发展到11个。

积极发挥侨联优势，做好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。多领域、多渠道、多层次开展外联工作，在引进工作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上，有了新的起步，推动侨联经济工作。组织召开了发挥侨联优势为经济建设服务现场会，交流侨联创办兴办实体的经验。以典型引路的办法，使侨联自办企业由9个增加到16个，为区经济建设注入活力。

积极利用海外关系，为引进资金、技术、设备服务。引进经济项目3个，促成了《建设日报》与日本INT株式会社兴办合资企业，从日本引进四全色胶印机；促成了元氏与香港公司木糖醇生产线，投资600万；促成了经委与法国公司合作兴办模具厂，投资400万美元。

发挥侨联优势，加强外联工作，为繁荣家乡经济建设服务。在海外设立联络点30个，热情接待回乡探亲、旅游观光、洽谈生意的侨胞，开展友好社团联络联系，邀请香港冀鲁同乡会，香港侨友社子女组织夏令营活动，做好香港同胞、华侨华人、有实力有地位的重要人物和青年的工作，通过他们扩大联络面。

注重抓好宣传工作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坚持在广大归侨侨眷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集体主义的教育，调动他们为祖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积极性。

切实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，作为侨联主席始终热心为归侨侨眷服务、真心实意为归侨侨眷办实事。深入基层了解他们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。上世纪的90年以后的几年里先后为归侨侨眷解决就业、调房、升学、调动、生活困难、职称评定等多方面问题30余件，受到了归侨侨眷的信赖和拥护。

在担任河北省第五、六、七届人大代表期间，牢记人民重托，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及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共同关心的大事，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建议意见、议案。认真履行代表职责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切实代表广大归侨侨眷，切实反映侨界群众呼声，积极搞好服务。创办了《侨联简讯》刊物，及时交流工作和信息，3年内共出刊30期，受到上级和领导的好评，并踊跃向《华声报》、《全国侨联动态》、《海内与海外》等报刊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投稿，积极采访、收集整理旅苏华侨历史，促进侨史研究工作。

四

1992年我退休了。退休后我喜爱上了摄影，每年都参加市里组织的老年人体育运动会，通过这个运动会，在健身的同时结识了更多的老年朋友。对于侨联组织的一些活动，如游览、郊游、联欢、摄影展览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。

如果讲到对现在侨务工作的看法，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了，因为我退休已近20年了，现在的侨务工作与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我在努力地对新时期侨务工作进行从新审视，对现阶段侨务工作我还没有成熟的意见和建议。

来时之路不堪回首，我们这代归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，尽管也有波折，但是我还是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并给与了我很多帮助。现在我年龄大了，许多侨务工作我已经不能胜任了，但是作为一名海外归侨我对祖国始终怀着无限热爱和感激之情。（林晓东 陈小云 胡修雷 朱中民）